2011年6月27日清晨，北京西站的站台上，李泽岚跟着张红梅、陈昊等人登上前往河北保定的高铁。他怀里揣着两样东西：一是整理好的“青石乡薯条合作社实践手册”，记满了从种薯选种到利益分配的实操细节；二是苏振邦老红军的笔记，扉页上“多听农户说，少听干部讲”的字样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

“泽岚，这次调研重点看三个合作社，都是当地报上来的‘典型’，但上周我们收到农户匿名信，说其中两家存在‘分红不透明’‘大户垄断利益’的问题。”张红梅递给李泽岚一份材料，语气严肃，“你来自基层，对合作社的‘猫腻’更敏感，多留意农户的‘话外音’，别被表面的‘光鲜’骗了。”

李泽岚点点头，翻开材料，第一家“利民合作社”的介绍赫然在目：“流转土地500亩，主打草莓种植，带动农户120户，年人均增收8000元”。数据亮眼，但他注意到材料里只字未提“利益分配方案”和“农户参与度”，心里泛起一丝疑虑——这和青石乡初期“只重规模、不重公平”的问题如出一辙。

高铁抵达保定后，当地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志强早已在车站等候，握着张红梅的手热情寒暄：“张处长，欢迎欢迎！咱们保定的草莓、苹果合作社在全省都是标杆，今天一定让你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第一站便是利民合作社。走进园区，连片的草莓大棚整齐排列，棚外悬挂着“产业振兴示范基地”的红色横幅，几位穿着统一服装的农户正忙着采摘，看到调研组到来，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脸上堆起笑容：“领导好！我们合作社今年草莓大丰收，多亏了党的好政策！”

王志强指着大棚介绍：“张处长，您看，这是我们引进的‘红颜’草莓品种，亩产高达3000斤，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一斤能卖30块，农户跟着挣了不少钱！”他转头喊来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国，“建国，给领导们讲讲咱们的分红情况！”

刘建国拿着账本走过来，翻开页面展示：“去年合作社盈利150万，给农户分红60万，人均5000块，今年预计能涨到8000块！”账本上的数字清晰明了，签字栏里密密麻麻全是农户的名字。

张红梅点点头，转而看向李泽岚：“泽岚，你从基层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李泽岚目光扫过大棚里忙碌的农户，走到一位正在打包草莓的大妈身边，笑着问：“大妈，您在合作社干了几年了？除了分红，平时还有工资拿吗？”

大妈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躲，下意识地看向刘建国，小声说：“干了三年了，工资……有的，一个月2000块。”

“那分红是怎么算的呀？比如您家种了几亩草莓，年底能分多少？”李泽岚继续追问，语气平和，像在青石乡跟老乡拉家常。

大妈眼神更慌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刘建国连忙上前打圆场：“分红是按户平均分的，不管种多少，大家都一样，体现公平！”

“平均分？”李泽岚心里一沉，这正是青石乡合作社初期走过的弯路——看似公平，实则挫伤了种植大户的积极性，也让小农户失去了扩大种植的动力。他没有当场拆穿，而是借着“看草莓品质”的由头，走到大棚深处，拉住一位年轻农户的胳膊，压低声音问：“兄弟，实话跟我说，合作社的分红真能拿到手吗？有没有扣钱的情况？”

年轻农户左右看了看，叹了口气：“分红能拿到，但没账本上那么多。去年说人均5000，实际只发了3000，刘理事长说‘留一部分扩大规模’，可我们连扩大规模的会议都没开过。而且工资是按天算的，忙的时候能拿到2000，闲的时候就没了，不稳定。”

李泽岚心里有了数，不动声色地回到队伍中，给张红梅递了个眼神。张红梅会意，没有继续追问，只是对王志强说：“王局长，咱们去下一家合作社看看吧，重点看看小农户的种植情况。”

第二站是“富民苹果合作社”，情况与利民合作社大同小异——园区整洁、数据亮眼，但农户面对提问时总是“话到嘴边留半句”。李泽岚借着帮农户摘苹果的机会，又摸清了关键问题：合作社被当地一家企业控股，农户只能拿到“保底租金 少量分红”，大部分利润被企业拿走，所谓“带动增收”，不过是“把农户变成了企业的工人”。

中午在乡镇食堂吃饭时，张红梅把李泽岚和陈昊叫到身边：“看来匿名信反映的问题属实，这两家合作社都是‘面子工程’，看似规模大、数据好，实则没真正让农户受益。下午去第三家‘民生合作社’，咱们别让当地干部陪同，自己悄悄去，听听农户的真心话。”

下午，调研组借着“考察周边农田”的名义，甩开王志强等人，步行来到民生合作社。与前两家不同，这里的大棚有些陈旧，没有悬挂显眼的横幅，几位农户正坐在田埂上休息，看到陌生人到来，脸上露出警惕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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