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宫，朝会。

始皇谕旨：

“扶苏！”

“儿臣在！”

扶苏出列，心中隐隐不安。

“前番论道，百家之言，纷繁复杂。朕观之，确有可取之处，然亦多迂阔悖逆之论。

治国之道，贵在精要，岂容芜杂？”

“着尔为主，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奉常、博士仆射等九卿重臣为辅，主持编撰《大秦治要》！”

“收集天下所有书册典籍！”

无论官府藏书、私人收藏、学派秘传、六国旧档、民间着述……凡有文字者，尽数收缴，集中于咸阳宫秘府及指定官署！

敢有藏匿不交者，以违抗圣命论处，严惩不贷！”

“分门别类，详加审阅！”

设立庞大编撰机构，征调大量博士、儒生（尤其那些在论道中表现“活跃”者）、识文断字的官吏参与。

“甄别筛选，取其精华！

凡“于国有利，于民有益，合乎秦法，彰显天威，稳固社稷”之内容，方可辑录入《大秦治要》。具体而言：

法家着作（尤其商鞅、韩非）、

记录秦历代功业之史书（秦记）、

农书（耕作技术）、

医书（疗伤治病）、

卜筮之书（预测吉凶）、

技术类（如墨家器械图谱、水利）等，视为“精华”。

“糟粕”定义（李斯后来《焚书奏议》的雏形已隐含）此）：

六国史书（非秦记者）——记录旧日荣光，煽动复国。

《诗》、

《书》

等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着作（除农、医、卜、法）——宣扬过时之道，非议朝政。

民间私藏诗书、百家语——传播异端思想。

“编撰成册，颁行天下！”

最终《大秦治要》将成为帝国唯一合法、

官方认可的“知识库”和治国指南，供官吏学习，教化万民。

公开理由：

“统一思想，去芜存菁，使天下黔首明法令、知稼穑、守本分，共享太平！”（冠冕堂皇）。

真实目的：

一是为焚书铺路： 将“**”范围通过“甄别”过程明确化、合法化。

收缴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销毁所有未被《大秦治要》收录的“糟粕”。

二是粉碎六国文化根基：彻底抹杀六国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通过销毁其史书、典籍）。使“秦”成为唯一合法的历史源流和国家象征。

三是钳制思想，消除杂音： 只允许符合秦帝国统治需求的“知识”存在，将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影响力连根拔起。

四是诱捕与甄别：*

强制收缴过程，是黑冰台顺藤摸瓜，追查私藏**者（往往是六国遗老、死硬儒生）的最佳时机。

参与编撰的博士儒生，其审阅态度和言论，也成为甄别“异己分子”（为坑儒准备名单）的绝佳场所。

五是消耗与掌控扶苏： 将扶苏置于一个极其尴尬痛苦的位置，让他亲手参与这场针对他信奉之道的清洗。

消耗其精力，暴露其“软弱”（在始皇看来），并置于李斯等人的严密“协助”（实为监视和引导）之下。

诏令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帝国各郡县。地方官吏（尤其是法家酷吏）如狼似虎，带领兵卒、衙役，挨家挨户，甚至闯入贵族府邸、学派讲坛、民间书肆，强制收缴一切书简、帛书。

场面极其酷烈：哭嚎哀求者（视书如命的儒生、藏书家）、

暗中转移者（六国遗老、有识之士）、

趁机报复诬告者（邻里纠纷）……混乱与恐惧蔓延。

无数承载着智慧与历史的竹简帛书被粗暴地堆上牛车，运往咸阳。

黑冰台如影随形： 严密监控收缴过程，记录所有抗拒、藏匿行为及人员，顺藤摸瓜，深挖背后的“反秦网络”。

咸阳秘府：巨大的“屠宰场”与“甄别营”：

海量的书籍堆积如山，塞满了数个巨大的库房。空气中弥漫着竹木和尘土的气息。

以扶苏为名义上的总负责，实际操控权牢牢掌握在李斯及其亲信（如御史）手中。李斯制定了极其严苛的“审阅标准”，并安插了大量立场坚定的法家官吏和亲信博士进入编撰核心。

扶苏的痛苦与无力：

他试图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护一些“无害”的儒家经典和史书，强调其中“仁政”、“教化”的内容符合“利国利民”。

但在李斯及其爪牙的强硬态度和始皇的默许下，他的努力处处碰壁。

李斯等人断章取义，将儒家经典中任何涉及“分封”、

“仁政高于法令”、

“批评暴政”的内容都无限上纲上线，斥为“祸乱之源”、

“六国余毒”。

扶苏看着一本本承载着先贤智慧的典籍被粗暴地贴上“糟粕”的标签，丢入待焚的废料堆，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

他的优柔寡断和痛苦挣扎，都被李斯记录下来，作为其“不堪大任”、“心怀异志”的证据密报给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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