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二，上午九点，金陵大学文学院会议室。

长条桌两侧泾渭分明。一侧坐着许慎之、钱穆之、徐先生、林墨，以及被特意请来列席的顾颉刚。另一侧只有藤田浩二一人，军装外罩了件灰色呢子大衣，面前摊开笔记本、红蓝铅笔和一部《广韵》。

会议尚未开始，空气里已有微妙的张力。

许慎之将一叠文稿推到桌子中央：“创刊号拟用稿件，共十七篇。顾老序言一篇，学术专论九篇，艺术评析四篇，文献辑录三篇。请藤田先生过目。”

藤田没有立刻去拿，而是先看向顾颉刚：“顾先生，您觉得这些稿子的学术水准如何？”

问题很聪明——先问学术权威的意见，既示尊重，也设参照。

顾颉刚推了推老花镜：“老朽看了，大体尚可。钱穆之的琴谱校勘、徐先生的画论辨析、许慎之的诗学考据，都有扎实功底。青年学者的文章虽显稚嫩，但胜在材料新颖。”

“那么政治倾向呢？”藤田问得直接。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藤田先生说笑了。”钱穆之接话，声音平稳，“学术文章，只论是非，不论倾向。我们讨论的是唐代指法、宋代画风、明清诗韵，与时政何干？”

藤田看向他：“钱先生说得对。但学术虽无国界，学者却有立场。我职责所在，不得不察。”

这话说得坦诚，反而让气氛缓和了些。

“那便请藤田先生察吧。”许慎之将文稿又推近一寸，“字句皆在纸上，任君评阅。”

藤田这才拿起最上面一篇——顾颉刚的序言。他看得很慢，偶尔用铅笔在页边做记号。红笔画圈，蓝笔画线，不知是何标准。

五百余字的序言，他看了十分钟。

“顾先生此文，”藤田终于抬头，“引《汉书·艺文志》‘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又引《隋书·经籍志》‘经籍盛衰，关乎国运’。通篇讲文献保存之重要，无一句涉今。但……”

他停顿，看向顾颉刚：“但读者若知当下典籍散佚、文献蒙尘之现状，读此文时，会不会生出别样感慨？”

顾颉刚神色不动：“读者作何感慨，非作者所能控。老朽只论史实，不论现实。”

“好一个‘只论史实’。”藤田点头，在稿纸上写下“通过”二字，签上姓名日期。

第一篇，定了。

第二篇是钱穆之的《金陵琴派指法流变考》。

藤田看得更细。文章从明代金陵琴家杨表正的《重修真传琴谱》谈起，梳理指法符号的演变，对比苏州、广陵各派异同，考证详实，引注多达八十七处。

看到第三页时，藤田的铅笔停住了。

“钱先生这里写，”他念出声，“‘琴谱记谱之法，代有变革。然变革之中，常有守正之士，以古法校正时谬，使正脉不绝。’”

他抬头：“‘守正之士’‘正脉不绝’，这些词……有没有更中性的替换？”

钱穆之沉默片刻：“藤田先生觉得这些词有问题？”

“不是有问题，是容易引发联想。”藤田斟酌用词，“在当下语境，‘守正’‘正脉’这样的概念，可能被解读为某种……文化上的排他性主张。”

话说得委婉，但在场都听懂了——他担心这些词被解读为“坚守中华正统”。

“那依藤田先生之见，该如何改？”钱穆之问。

藤田拿起蓝笔，在稿纸上修改：“不如写成‘时有琴家，重视古谱校勘，于传承贡献颇着’。去掉价值判断，只留事实陈述。”

钱穆之看了看改后的句子，点头：“可以。”

不是妥协，是战术性后退。用事实替代评价，意思还在，但锋芒收了。

藤田继续往下看。又一处停顿。

“这里引用的戴望题跋，”他指着一行小注，“‘琴音之道，贵在自然。强求则失真，矫饰则失韵。’”

“这话有何不妥？”钱穆之问。

“戴望是明遗民，终身不仕清。”藤田说，“引用他的话，容易让熟悉文史的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这次，钱穆之没有立刻同意。

“藤田先生，”他声音依然平静，“戴望的《琴学粹言》是清代琴论经典，治琴史者不可不引。若因作者身份而避讳，学术的客观性何在？”

“我明白。”藤田说，“但审稿不仅要考虑学术，也要考虑……安全。”

“那依您看，该如何处理？”

藤田沉思片刻：“保留引文，但删掉‘戴望’这个名字，只写‘清人《琴学粹言》云’。如何？”

钱穆之想了想，点头。名字可以隐去，话留下了。

这是一种默契的妥协。藤田没有要求删掉观点，只要求模糊来源；钱穆之保住了核心内容，接受了形式上的退让。

稿子看完，藤田写下评语：“考据扎实，论证严谨，建议刊用。”签了名。

第二篇，也过了。

第三篇是徐先生的《金陵画派山水意象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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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谍战之镜界孤灯请大家收藏：()谍战之镜界孤灯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文章分析明代金陵画家的山水画，从构图、笔法、意境层层深入。藤田看到中间一节时，眉头微皱。

“徐先生这里写，”他指着一段，“‘金陵画家笔下山河，多取实景。如吴彬绘栖霞山，必亲至其地，观四时变化，方下笔传神。’”

“这有何问题？”徐先生问。

“没有问题。”藤田说，“但后面接着写——‘此种写实精神，使画作不仅为艺术品，更为地理志、风土记，存一地之形貌于丹青。’”

他放下稿子：“‘存一地之形貌于丹青’，这句话，会不会被解读为……画家在用画笔保存被战争改变的山河？”

问题很尖锐。

徐先生沉默了几秒，才说：“藤田先生，我讨论的是明代画家。明代有何战争？”

“时代虽异，情感可通。”藤田直视他，“读者若处今日，见文中强调‘保存山河形貌’，会不会联想到当下？”

“那是读者的联想，非作者本意。”

“但审稿要预判联想。”藤田坚持。

两人对视。空气又紧绷起来。

这时，顾颉刚开口了：“藤田先生，老夫插一句。徐先生此文，通篇都在学术框架内。你若觉此句不妥，改掉便是，不必纠结于作者本意。”

这话给了台阶。

藤田点头，提笔修改。他将“存一地之形貌于丹青”改为“体现画家对自然观察之细致”。然后，在页边写了条注：“建议此处加一小注，说明吴彬画作现存于故宫博物院、金陵博物馆等处，以示学术性。”

徐先生看了修改，没反对。改后的句子虽然软化了，但“观察细致”仍然暗示了画家与土地的联系。小注更是巧妙——把话题引向文物现状，既安全，又隐含了对文化遗存的关系。

第三篇，有修改但通过。

轮到许慎之的《金陵怀古诗选析》。

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组诗选加短评。选的都是唐代以来诗人咏金陵之作——刘禹锡、杜牧、韦庄、王安石……每首附二三百字赏析。

藤田翻得很快，但看得极细。红笔不时圈点。

看到杜牧《泊秦淮》的赏析时，他停下了。

“许先生这里写，”他念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此句，表面责商女，实刺时政。讽喻之深，千年之下犹觉痛切。”

念完，他抬头：“‘亡国恨’‘刺时政’‘讽喻’，这些词，能不能换一种说法？”

许慎之问：“藤田先生觉得该如何说？”

“不如从艺术手法角度分析。”藤田建议，“说杜牧此诗运用对比、借代等手法，表达历史兴亡之慨。去掉直接的价值判断。”

“那‘痛切’二字呢？”

“也去掉。”藤田说，“就事论事，只谈诗艺。”

许慎之沉吟。这等于把一首政治讽刺诗，解读为纯技巧展示。但他知道，这是不得不做的让步。

“好。”他点头。

藤田继续翻。后面几首的赏析，他都没再要求大改，只对个别词汇做了中性化处理。直到最后一首——王安石《金陵怀古》。

许慎之的赏析写得很克制：“王荆公此诗，以史家眼光观金陵兴废，冷静深邃。末句‘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烟柳渐重重’，余韵悠长，引人深思。”

藤田看了两遍，抬头问：“许先生，这‘引人深思’，思的是什么？”

问题突然而直接。

许慎之镇定回答：“思的是历史规律，人生无常。怀古诗的本意便是如此。”

“没有别的？”

“藤田先生以为呢？”

两人目光交锋。藤田在许慎之眼中看到了一种平静的坚持——那是学者对学术解释权的扞卫。

几秒后，藤田点头：“我明白了。”

他没要求修改这一处。

许慎之心里清楚：藤田看懂了。看懂了他选的这些诗，看懂了他藏在赏析里的东西。但藤田选择了放过——因为从纯学术角度看，这些赏析确实站得住脚。

这是一种危险的默契。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在字缝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平衡。

上午十一点，编审会进行到一半时，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的是周明远。

“打扰各位。”他微笑致意，“听说今天审稿，我来看看有没有需要协调的。”

藤田起身：“周先生来得正好。稿子大体没问题，但有些细节需要商议。”

周明远在顾颉刚身边坐下，快速浏览了藤田的审阅记录。红笔圈改处有十七处，蓝笔批注有二十三处，不算多，但每处都点在关键位置。

“藤田先生审得很细致。”周明远说，“这些修改意见，各位作者觉得如何？”

许慎之代表回答：“藤田先生从学术规范和安全角度提出的建议，我们大多接受。个别处有分歧，也达成了共识。”

这话说得很得体——既承认了藤田的权威，也维护了作者的尊严。

“那就好。”周明远转向藤田，“藤田先生，依你看，创刊号什么时候能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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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谍战之镜界孤灯请大家收藏：()谍战之镜界孤灯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如果修改顺利，正月二十五可以定稿。”藤田说，“送印厂需要三天，校对两天，最快二月初一能出样刊。”

“二月初一……”周明远计算时间，“那正式发行能在二月初五前后？”

“应该可以。”

“好。”周明远点头，“我会向影佐将军汇报这个进度。”

他顿了顿，又说：“另外，将军办公室希望创刊号能加印五百本，用于赠送日本国内的文化机构和学者。这部分费用，由办公室承担。”

这是个重要信号——影佐要将这本杂志作为“文化治理成果”推向日本本土。

“我们一定配合。”周明远应下。

藤田看着周明远，忽然问：“周先生，杂志出来后，您预计在南京能有多少读者？”

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深意。

周明远略一思索：“初刊印两千本，南京本地预计能销出一千二百本左右。主要读者是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以及部分学生。”

“学生也会看？”

“会。”周明远说，“尤其是文史专业的学生。这些学术文章，对他们有参考价值。”

藤田若有所思。他没再追问，但笔记本上多写了一行字：“预期读者群——知识阶层 青年学生。影响范围：学术圈→教育体系→下一代。”

他意识到，这本杂志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影佐预想的更深远。它不只是“文化亲善”的宣传品，而可能成为塑造年轻一代文化认知的媒介。

这让他感到一种复杂的责任。

同一时间，城南瑞福祥绸缎庄。

李守业正在柜台后算账，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走了进来。不是熟客，气质也不像买布的。

“掌柜的，查税。”为首的人亮出证件，“金陵特别市税务稽查科。”

李守业心里一紧，面上堆笑：“二位长官请坐，我这就取账本。”

账本拿来，两人翻得很细。翻到最近三个月的流水时，手指停住了。

“这笔汇款，”稽查员指着一行记录，“上海福源号汇入，三千大洋。用途写的‘文化用品采购’。你们绸缎庄，采购什么文化用品要三千大洋？”

李守业镇定回答：“是代购。金陵文化界几位先生托我们从上海买一批古籍、字画，钱先汇到我们这里，我们帮忙采购转运。”

“有委托书吗？”

“有。”李守业从抽屉里取出几份文件，“这是顾颉刚先生、马寅初先生的委托函，都是亲笔签名。”

稽查员接过细看。文件是真的，签名也是真的——那是周明远通过关系搞到的真实委托，只不过实际用途与表面不符。

“那采购的东西呢？”稽查员追问。

“还在上海仓库。”李守业说，“因为最近运输检查严，还没运过来。二位若不信，可以打电话到上海福源号核实。”

他报了个号码。那是上海一个真正的古籍商行，周明远早就打点好了。

稽查员对视一眼，没打电话，继续翻账本。又翻出几笔类似汇款，李守业都用“文化用品代购”的理由解释了。

账本查完，没找出破绽。但稽查员没走。

“李掌柜，”为首的那个忽然说，“听说你跟文化界的周明远先生很熟？”

来了。真正的目标出现了。

李守业谨慎回答：“周先生是文化名人，常来小店买料子做长衫，算是老主顾。”

“只是老主顾？”

“不然呢？”李守业反问，“长官，我做的是布料生意，周先生做的是文化事业。除了买卖，还能有什么关系？”

稽查员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李掌柜别紧张，我们就随便问问。周先生现在是红人，影佐将军面前的红人。跟他走得近，是好事。”

这话里的威胁，李守业听出来了。

“那是。”他赔笑，“我们做小生意的，能跟文化名人打交道，是荣幸。”

“那这些文化用品的采购，”稽查员敲敲账本，“以后记得及时入账、及时报税。文化事业要紧，国家税收也要紧。”

“一定，一定。”

送走稽查员，李守业关上店门，后背已是一层冷汗。

这不是普通的税务检查。这是周佛海派在敲山震虎——通过查他，来敲打周明远；通过查资金流，来试探文化界的地下网络。

他立刻让伙计去给周明远报信，同时启动应急预案：所有非常规资金流转暂停，账本里可能引起怀疑的记录全部销毁，备用账本启用。

他知道，这场危机才刚刚开始。

下午两点，金陵大学档案馆。

林墨以“为杂志插图收集资料”的名义，申请查阅一批战前的地方志图册。管理员是个老校工，认识林墨，没多问就放他进去了。

档案馆在地下室，光线昏暗，书架高耸，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灰尘的味道。林墨按照目录，找到了所需图册，但没立刻离开。

他想起了陈朔的叮嘱：“松本失踪前，最后去的地方之一是金陵大学。他查阅过一批档案，内容不明。你找机会去看看，那些档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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