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狩六年的冬风格外凛冽,消息跨越海峡传到东赵王城时,成王赵珩正站在宫阙的高台上,眺望着西方那片故土与敌国所在的方向。
汉武帝刘彻,那个曾经以赫赫武功震摄四方,还将将东赵驱离朝鲜,被迫偏安扶桑的一代雄主,驾崩了。
殿内炭火噼啪作响,赵珩手中捏着细作以最快速度送来的密报,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并非悲伤,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在翻涌。
那个压得东赵喘不过气来的巨大阴影,终于消散了。但同时,一种新的不确定性也随之而来。汉朝这头巨兽,在失去了最强有力的驾驭者后,会走向何方?
“殿下,”丞相李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长安讯报,太子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受遗诏辅政。”
赵珩转过身,脸上已恢复了惯常的沉静:“幼主新立,权臣当道……大汉的朝堂,怕是要迎来一段纷争内敛的时期了。”
他踱步到悬挂的巨大海图前,目光从标着“辽东”、“朝鲜”(现已不属于东赵)的区域移开,缓缓扫过蜿蜒的海岸线,最终落在广阔的南海以及星罗棋布的岛屿上。“这是我们喘息,不,是我们崛起的机会。”
战败失地的阴影,如同刻在东赵骨血里的烙印。丢失了朝鲜半岛的桥头堡和资源之地,东赵一度岌岌可危,困守扶桑本岛。
幸而,先王有远见,早早占据了流求(台湾),如今,这片尚未完全开发的沃土,成了东赵复兴的最后希望,也是未来的跳板。
“我们必须走一条不同的路。”赵珩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大汉独尊儒术,经学昌盛,固然能定鼎中原,但其重农抑商、重陆轻海之策,于我东赵,无异于自缚手脚。我们背靠大海,唯有向海而生,方能搏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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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驾崩的消息,在经过精心策划后,变成了东赵外交的一次主动出击。
成王赵珩亲自遴选能言善辩、熟知汉礼的重臣为正使,携带措辞极其恭谨的国书与丰厚的吊唁、贺仪,渡海前往长安。
国书中,赵珩以藩属自居,称赞武帝“功盖寰宇,德被四夷”,其崩逝“如日月之蚀,天下同悲”。
随后,笔锋一转,表达了对新君汉昭帝的殷切期盼与坚定拥护,称东赵“永为汉室屏藩,世守海疆,绝无贰心”。
这番言辞,谦卑到了尘埃里,极大地满足了汉朝新贵们对“万国来朝”的虚荣心,也巧妙地掩饰了东赵真实的意图。
此时汉朝内部,正忙于权力交接与整合,对于远在海东、看似恭顺的东赵,自然乐得施以怀柔,以示新朝恩泽。
于是,汉廷回以温言嘉奖,赐下大量丝绸、典籍、工匠,并默许了东赵在流求及周边海域的活动。
这纸“恭顺”的国书,为东赵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期。赵珩与他的核心班底,立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内部整合与海洋开拓中。
以前,东赵在流求的统治仅限于沿海几个据点,主要用于军事戍守和初步移民。
如今,赵珩颁布《流求拓殖令》,以优厚的土地政策、减免赋税为诱饵,大规模从扶桑本岛向流求移民。同时,设立“流求经略府”,总揽军政大权,组织军队和移民向内陆山区推进,剿抚并用,收编土着部落,传授农耕、冶炼技术,逐步将全岛纳入有效管辖。
流求的稻米、甘蔗、樟脑、硫磺等资源,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往扶桑,支撑起东赵的国力基础。
与此同时,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在王城酝酿成熟——组建“南洋商团”。
这一日,成王赵珩召见大司农陈平、水师都督周同以及以胆大心细、精通海事着称的年轻官员田宗。
赵珩开门见山:“汉室内敛,西域之路恐多阻滞。然天下财富,岂止陆上丝绸?大海之利,犹未可量。寡人欲组建‘南洋商团’,配属水师精锐,重开南海商路,诸卿以为如何?”
陈安主管财政,首先赞同:“殿下明鉴。我东赵近年于流求垦殖,所产颇丰,然国内所需之香料、珍珠、象牙、珍稀木料,乃至黄金,多赖南方。若能以官方商团主导贸易,既可平抑物价,更能抽取巨额商税,充盈国库。且以物易物,可节省国内金银。”
水师都督周同慨然应命:“末将麾下新式‘海鹄’战船已列装三十余艘,此船体型修长,帆橹并用,航速快,转向灵,更配备改良弩炮与火箭,正可为我商船护航,扫清海路宵小!”
田宗则目光炯炯:“臣曾随民间海客南下,抵达过林邑(占婆)、扶南(柬埔寨)乃至更远的岛屿。沿途岛国部落,慕中华器物久矣,然苦于海路凶险,贸易不畅。”
“我官方商团若至,不仅可以丝绸、瓷器、漆器、铁器换取当地特产,更可宣扬我东赵国威,重建……属于我们的朝贡体系。”
“善!”赵珩抚掌,“田卿,寡人任命你为南洋商团督护,总揽贸易、外交事宜。周都督,调拨‘海鹄’十艘,精锐水卒两千,归田督护节制,务必确保商路安全!”
“臣等领旨!”
注:《东赵国志》成王世家……大汉武帝驾崩,王遣使悼之,甚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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