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 11月末）雪粒在深夜的寒风里打着旋，落在四合院的灰瓦上，积成一层薄薄的白霜。王卫国蹲在老槐树粗壮的枝桠间，棉衣早已被寒气浸透，却丝毫不敢动——他的位置刚好能俯瞰东厢房的阁楼窗口，怀里揣着的日军南部十四式手枪（无实弹）冰凉刺骨，空冥感知像一张绷紧的网，将整个院落乃至胡同南侧的暗巷都罩在其中，连张教授踩在阁楼木梯上的“吱呀”声，都清晰地传进意识里。

“一组注意，目标已进入阁楼，正在调试发报机。”胡同口的老赵通过简易步话机低声传令，电流杂音混着风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王卫国的空冥感知里，守在前门的两名公安同志正贴着门框，手指扣在特制撬棍的握把上；守后窗的同志半蹲在雪地里，棉鞋裹着破布，避免发出声响；而他负责“盯梢”的胡同南侧联络点，一扇挂着“修鞋铺”木牌的暗门，此刻正透出微弱的光——张教授的同伙，果然在里面等着接收情报。

这是计划的关键一环。早在制定方案时，王卫国就通过空冥感知捕捉到张教授与“修鞋铺”的隐秘联系：前几日他“散步”时，曾三次在铺门口徘徊，每次都用手指敲三下门板，这是典型的特务联络暗号。老周据此判断，张教授今晚发报后，会派人去联络点传递“紧急情报”，而他们要抓的，从来不止张教授一个，而是整个潜伏小组的“接头链”。

阁楼的窗口突然亮起煤油灯的光，昏黄的光晕透过蓝布窗帘，在雪地上投出一道扭曲的人影——张教授正伏在桌前，手指在发报机的按键上快速敲击，“滴滴嗒嗒”的电流声虽轻，却被王卫国的空冥感知放大，每一个短音、长音的组合，都像在敲打着他的神经。他想起 1943年在晋察冀根据地，译电员小李就是听着这样的声音，破译出日军“扫荡”计划，救下了整个村子的百姓；而现在，同样的声音，却成了威胁北平安稳的毒药。

“二组准备，目标发报进入尾声，预计五分钟后会派人去联络点。”老赵的声音再次传来。王卫国深吸一口气，空冥感知聚焦在阁楼里：张教授的手突然停在按键上，侧耳听着院中的动静——他似乎察觉到了异常，右手悄悄摸向桌角的帆布包（里面藏着密写药水和一把匕首）。

“爹，他要动了。”王卫国对着藏在树后的王破军比了个手势。王破军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枚桃木哨（道观遗留的信号器），轻轻吹了一声——哨音极细，像夜虫的鸣叫，却精准地传到了各组耳中。这是约定的“行动信号”，也是王破军从《玄真子兵要》里学来的“无声传令术”，比步话机更隐蔽。

哨音落下的瞬间，前门的公安同志猛地撬开门锁，“哐当”一声撞开东厢房的木门；后窗的同志同时起身，用特制的钩子勾住窗棂，防止张教授开窗逃跑。阁楼里的煤油灯突然熄灭，王卫国知道，张教授想借着黑暗躲进房梁——那里除了发报机，还藏着他没来得及销毁的特务名单。

“别躲了，房梁的盖板我们已经检查过了。”王卫国从树桠上跃下，踩着积雪快步冲进东厢房，空冥感知像探照灯一样锁定阁楼木梯口，“你的名单、密写药水、发报机，我们都找到了，抵抗没用。”

阁楼上传来布料摩擦的声响，紧接着是“咚”的一声——张教授从木梯上摔了下来，显然是慌不择路。老赵带着两名同志冲上去，没等他爬起来，手铐就牢牢锁住了他的手腕。“你们……你们没有证据！”张教授的声音带着颤抖，却还在强装镇定，“我只是个研究历史的教授，你们不能乱抓人！”

“证据？”王卫国拎着从房梁里搜出的帆布包，倒出里面的东西——特务名单（用密写药水写在《资治通鉴》的夹页里）、发报机零件、一把磨得发亮的匕首，“这些算不算？还有你给南京军统发的电报底稿，上面的‘铁厂 01’‘协和 07’，你敢说不是兵工厂和医学院的潜伏点？”

张教授的脸瞬间惨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空冥感知里，他的情绪从惊慌变成绝望，身体微微发抖——这不是伪装，是特务被拆穿后的本能反应。王卫国看着他，突然想起 1944年抓住的那个日军特务，同样是在证据面前崩溃，只是眼前的人，比日军更虚伪，披着“教授”的外衣，干着破坏和平的勾当。

“带走！”老赵挥了挥手，两名同志架着张教授往外走。经过院门口时，李大妈和老木匠正站在门后，手里攥着擀面杖和刨子——他们听到动静，怕王卫国出事，特意起来帮忙。“抓着了？”李大妈的声音带着后怕，“这老狐狸，平时看着人模人样的，没想到是特务！”

“抓着了，大妈，您放心。”王卫国笑了笑，指了指胡同南侧，“还有个同伙在修鞋铺，我们这就去抓，今晚就能让院里安稳下来。”

老木匠拍了拍他的肩膀：“需要帮忙就说！俺这刨子虽然打不过枪，却能帮你们堵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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