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段芝陡然认真的样子让蔡吉多少有些不习惯。

但她相信像段芝这样的人一旦许下诺言就不会轻易违背。

毕竟现下蔡吉手头上要处理的事实在是多，能分包出一件算一件。

既然火药的研制有段芝全权负责，蔡吉便乐得坐收其研究成果。

更何况就算段芝不慎将火药的方子泄露出去，蔡吉亦不觉得会造成啥大麻烦。

须知就算蔡吉此刻不引入用火药打仗的理念。

历史上到了公元228年，即魏明帝太和二年，魏军照样会在陈仓用火药武器“火射连石”

击退诸葛亮统帅的蜀军。

故而火器的出现对东汉末年来说只是早晚的事。

事实上，蔡吉在火器研制上真正握有的优势，并非黑火药的配方，而是来自后世积累数百年的热兵器知识。

正如自两汉出现火药雏形，唐宋火药完善，直至明清火药成熟，中国的火药文化虽源远流长，但在军事应用上却远不及欧洲人。

以至于千年之后作为火药发明人的中国竟被欧洲来的后起之秀用长枪大炮撬开了国门。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人对火药火器的应用一直停留在经验学层面，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

以火炮为例。

早在公元12世纪，宋代就出现了以巨竹为筒的管形喷射火器──火枪；13世纪，又出现了竹制管形射击火器──突火枪。

到了元代，中国已经制造出最古老的火炮──火铳。

而在明朝时中国不仅设有“兵仗”

“军器”

二局，分造火器，仅在正德到嘉靖年间（1506～1566）制造的火炮就达数十种。

什么“虎蹲炮”

“攻戎炮”

“无敌大将军炮”

“毒火飞炮”

“飞摧炸炮”

听着琳琅满目怪唬人的。

可具体一研究却发现这些所谓的火炮大多是用来发射铁弹子或是用来纵火的，不仅杀伤力有待商榷并且造价还很高。

且从明清两朝引进推崇欧洲火炮，就可以看出本土研制的这些名字花俏的火器在实战中的效果确实不怎么样。

反观欧洲在14世纪上半叶制造出发射石弹的火炮。

16世纪前期，意大利数学家n.f.塔尔塔利亚发现炮弹在真空中以45°射角发射时射程最大的规律，为炮兵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16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口径较小的青铜长管炮和熟铁锻成的长管炮，代替了以前的臼炮。

还采用了前车，便于快速行动和通过起伏地。

16世纪末，出现了将子弹或金属碎片装在铁筒内制成的霰弹，用于杀伤人马。

1600年前后，一些国家开始用药包式发射药，提高了发射速度和射击精度。

17世纪，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的弹道抛物线理论和英国物理学家i.牛顿对空气阻力的研究，推动了火炮的发展。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位期间（1611～1632），采取减轻火炮重量和使火炮标准化的办法，提高了火炮的机动性。

1697年，欧洲用装满火药的管子代替点火孔内的散装火药，简化了瞄准和装填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