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野读完信，眼眶忍不住发红。他拿出笔，在信的末尾补了一句话：“你犯了错，该受惩罚，但你的故事，会提醒我们每一个警察，要守住正义的底线，不让冤案重演。”

随后，他拿起那张合影——照片上，秦柏和沈砚穿着蓝色的工装，站在农具厂的门口，笑得露出牙齿，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四个字：“兄弟，等我。”程野的手指轻轻拂过照片上的字迹，心里一阵酸涩——这两个曾经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年轻人，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一个蒙冤而死，一个为复仇走上绝路。

当天下午，程野驱车来到沈村，找到了刘桂兰。他把那张合影递给老人，轻声说：“婶子，这是秦柏的遗物，他让我交给您。”

刘桂兰接过照片，看着上面的两个年轻人，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纪念册，小心翼翼地把照片贴在沈砚的照片旁边，轻声说：“这两个孩子，生前是好兄弟，死后也该在一起。”纪念册的最后一页，刘桂兰拿起笔，颤抖着写下：“1986年11月10日，秦柏走了，他是个好孩子，也是个可怜人。”

离开沈村后，程野开车去了呼兰河。深秋的呼兰河，水面平静，泛着淡淡的寒意。他站在河边，看着河水向东流去，想起秦柏信里“撒骨灰在呼兰河”的愿望，心里默默说：“秦柏，我会帮你完成的。”

那天晚上，程野在日记里写道：“作为警察，我们抓凶手，是为了维护正义；但比抓凶手更重要的，是防止正义缺席——因为每一起冤案，都可能让一个原本善良的人，走上极端的道路，毁掉自己，也毁掉别人的人生。秦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执法者的警示，这个教训，我会记一辈子。”

秦柏被执行死刑后，《辽宁日报》以《一桩冤案引发的复仇悲剧》为题，详细报道了整个案件，文中重点分析了“冤案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引发了全省公安系统对“执法规范”的大讨论。省厅还将秦柏案列为“典型警示案例”，要求各地公安部门组织学习。

程野作为案件的主办民警，多次被邀请去给新人培训。每次讲解完案情，他都会拿出秦柏和沈砚的合影，对新人说：“这个案例不是要批判谁，而是要让大家记住，我们手中的权力，关系着别人的生命和家庭的幸福，不能有丝毫马虎。办案时多一份严谨，多一份负责，就能少一起冤案，少一个像秦柏这样的悲剧。”

时间一天天过去，呼兰河的水依旧向东流着，烈士陵园里的松柏愈发苍翠。程野每次路过呼兰河，都会停下脚步站一会儿；每次去烈士陵园，都会给沈砚的纪念墙献一束花。他知道，秦柏和沈砚的故事，会一直提醒着他，要做一个坚守正义、敬畏生命的警察，用自己的行动，守护好每一份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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