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森湖畔，“东亚艺术与科技馆”，“跨越海洋的技艺对话”特展正式对公众开放。

开展首日，并非周末，但前来参观的人流却超出了馆方预期。媒体预展的报道起了作用，但更多是口碑的悄然传播——关于一个来自中国的、不同寻常的文物故事。

苏见远、林微和国图团队的成员们，穿着正式的深色服装，佩戴着工作证，分散在“天工院”专题展区附近。他们并非讲解员，但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技术性或学术性询问。

展区内，观众们安静地移动着。有人在铜铳展柜前长久驻足，俯身细看那阴刻的“天工”二字和精巧的结构；有人被弧形屏幕上的动态叙事吸引，仰头观看焦黑碎片如何被光影赋予新生；年轻人和孩子们则围在互动模型前，小心翼翼地旋转透明药室，或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好奇地观看那短暂开启的幽蓝荧光。

林微留意着观众的反应。她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在“碎忆”静默视频前停留了足足十分钟，屏幕上只有放大后缓缓移动的“小鸟”刻痕和族谱失系的文字，背景是极低的环境音。老先生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颔首，缓缓走向出口的沉思角，拿起一张便笺，低头书写。

她也看到一对年轻情侣，在力学模拟热点图前小声争论，似乎在讨论材料强度与设计风险的关系。一位母亲带着大约十岁的儿子，在展区介绍“天工院”工匠可能命运的展板前，低声对孩子解释着什么，孩子仰着脸，表情严肃。

最多的，是一种专注的沉默。没有喧哗，没有急匆匆的拍照打卡，大多数人都沉浸在展览营造的氛围和信息中。这种沉默，在林微看来，比任何赞叹都更有分量。它意味着思考正在发生。

下午，穆勒博士匆匆找到秦遥和苏见远，脸上带着兴奋的神色：“刚接到一位本地收藏家的电话，他在报纸上看到报道，说他祖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亚洲带回一件‘奇怪的铜器’，一直放在阁楼里。描述听起来……可能和我们的铜铳有关！他下午就带着照片过来！”

这个消息让团队精神一振。难道除了馆藏这支，还有另一件“天工”遗物流散在瑞士民间？

三点左右，一位约莫七十岁、衣着得体的老先生在秘书陪同下抵达博物馆。穆勒博士在贵宾室接待了他。老先生名叫瓦格纳，出示了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和一张近年拍的彩色照片。

黑白照片上，一支形制相似的短管铜铳被随意放在铺着绒布的桌上，旁边有比例尺。彩色照片则显示它现在被放在一个朴素的木盒里，表面氧化更严重，但基本形制可见，特别是那个可旋转的药室。最关键的是，在铳身的另一侧，同样位置，阴刻着两个汉字。

“我祖父是钟表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工作过几年，”瓦格纳先生解释道，“他说这是从一个落魄的中国贵族后裔手中换来的，对方说这是祖上传下的‘火器玩具’。祖父觉得机括精巧，像钟表，就带了回来。他一直以为是件高级工艺品，直到今天看到报纸……”

苏见远接过彩色照片，用随身携带的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那两个汉字。笔画因氧化和磨损有些模糊，但依稀可辨：“……试……验？”他看向林微和秦遥。

“试验？”秦遥立刻联想到铜铳上的“试制”。如果说“天工”代表机构或品牌，“试制”和“试验”则指向不同阶段或性质的产品？“瓦格纳先生，能否允许我们对这件实物进行检测？哪怕是基础的拍照和测量？”她礼貌而急切地问。

瓦格纳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当然！如果它真有这么重要的历史价值，我很乐意让它得到应有的研究和展示。它在我家阁楼沉睡太久了。”

经过紧急协调，瓦格纳先生同意第二天将实物带来博物馆，在严密的安保和监督下，由苏见远和馆方专家进行初步鉴定和记录。

当晚，团队驻地的小会议室里气氛热烈。瑞士可能存在的第二件“天工”相关实物，其意义非同小可。它可能印证“天工院”不止一件试制品流出，甚至可能暗示不同的试验批次或型号。

“如果上面刻的是‘试验’，而馆藏的是‘试制’，”林微分析，“是否意味着前者是更早期的原型或测试品，后者是准备进呈的较成熟样品？或者‘试验’指向更具体的测试用途？”

“需要看到实物，看工艺细节、磨损状态、有无使用痕迹，以及最重要的——有没有类似的荧光填料残留。”苏见远道，“如果也有，那这套标识系统的应用范围就更加明确了。”

第二天上午，瓦格纳先生如约带着一个老旧的桃木盒子来到博物馆特设的检测室。打开盒子，一支铜铳静静躺在褪色的丝绸衬垫上。比起馆藏那支，它体型略小，氧化更甚，表面覆盖着一层深褐色的致密包浆，有些地方还有绿色的锈点。但整体保存基本完整，旋转药室依然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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