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老黄河拐弯的淤滩村，村里世代相传，绝不许提一个“蛟”字。

老人说，河里有东西，提了它的名，它夜里就会来敲门，门缝下会渗进腥冷的水。

我一直以为是无稽之谈，直到上大学学民俗，把村里关于“走蛟”的传说写进论文发了出去。

从那天起，村里电话再也打不通，快递包裹不断被退回，地址查无此地。

我请假赶回，发现村口立着一块陌生的残碑，碑文斑驳，依稀认出是清代县令所立，记载此地“献祭”以安抚河神的旧事。

而全村男女老少，此刻正静静站在浑浊的河水中，面朝大河，一动不动，像在等待什么。

我爹站在最前面，脖子以下已没入水里。

他慢慢转过头，脸上覆盖着湿漉漉的、黑色发亮的东西，像鳞片。

他咧开嘴，牙齿又尖又密，对我无声地说：

“你……叫……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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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滩村死死趴在老黄河甩出来的那个大臂弯里，像块被遗忘了千年的泥痂。河是黄的，天是灰的，地是褐的，连人脸上都仿佛蒙着一层洗不掉的土色。村里房子低矮，墙皮斑驳，有些干脆就是用河泥掺着麦草夯起来的。一条歪歪扭扭的土路通到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柳树跟前，就算到了头。再往外，就是那片泛着沫子、终日呜咽的黄水了。

我是在这片单调的土黄色里长大的。记忆里充斥着河风的腥气、汛期时屋顶漏雨的嘀嗒声，还有老人们压得极低的、关于这条河的种种窃语。但所有话语里，都有一个绝对不可触碰的禁忌——绝不能提那个字。

不是“龙”，龙可以提，过年舞龙灯，正月十五点龙睛，虽不隆重，但也算个念想。那个不能提的字，是“蛟”。

小时候不懂事，有一次跟玩伴在河滩上捡石子，捡到一块形状奇特、带点螺旋纹路的，顺口说：“看，像不像蛟龙爪子？”话音未落，旁边抽旱烟的七叔公猛地跳起来，烟杆子“啪”地打掉我手里的石子，力道大得我手背立刻红了一片。他脸色煞白，不是生气，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沟壑纵横的脸皮都在哆嗦。他死死捂住我的嘴，指甲掐进我肉里，浑浊的眼睛惊恐地四下张望，尤其是那浑浊的河面。“作死啊！小兔崽子！再乱说，撕了你的嘴！”他低声吼着，声音发颤。从那以后，我知道，那个字，在这淤滩村，是比阎王的名讳还要可怕的东西。

老人们私底下传，河里有“东西”。不是鱼，不是鳖，是更古、更凶的玩意儿。你提了它的名，它就知道了，夜里就会来寻你。怎么寻？不知道具体，但都说，到时候你家门缝底下，会渗进冰凉腥臭的河水，你怎么堵都堵不住，直到那水漫过炕沿……

我爹是村里少数读过几年书的人，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对我那次挨打，他沉默了很久，晚上才在油灯下对我说：“有些老话，听着荒唐，但能传下来，总有它的道理。别问，也别提，离河远点，安安生生过日子。”他眼神复杂，有无奈，有告诫，还有一丝我那时看不懂的沉重。我娘死得早，是我爹一手把我拉扯大，他的话，我记下了。从此把那个字，连同对那条河的巨大好奇与隐约恐惧，一起埋在了心底最深处。

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民俗学。离开那天，黄河正在涨秋汛，河水浑黄咆哮，拍打着脆弱的土堤。我爹送我到村口老柳树下，什么也没说，只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背，不知何时已经有些佝偻了。

大学里，我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接触到了天南海北的民俗传说。淤滩村的禁忌，在我脑中不再仅仅是愚昧的恐惧，而成了一个亟待研究的鲜活样本。“蛟”，在古代文献、地方志、民间故事里频繁出现，往往与洪水、走蛟（蛟龙入海引发洪灾）、祭祀联系在一起。我越想越激动，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民俗遗存吗？一个关于河流崇拜、禁忌与恐惧的典型个案。

我花了大量时间，回忆整理村里零碎的口头传说，查阅黄河中下游的地方史料，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具体的村名和人名（这是我残存的顾虑），写成了一篇题为《“讳”与“畏”：黄河某村落“蛟”禁忌的民俗学初探》的论文。文中分析了禁忌产生的可能原因：对洪水的无力恐惧、历史上可能的惨痛记忆、对超自然力量的具象化等等。论文发表在学校的学术期刊上，虽然影响不大，但我颇有几分自豪，觉得自己为家乡那个闭塞的角落，做了一次学理上的“正名”。

论文发表大概半个月后，我开始觉得不对劲。

先是给家里打电话。以往每周一次，我爹总会准时守在村委那部老旧电话旁。可那次，电话响了很久很久，直到自动挂断，无人接听。我以为他临时有事，第二天再打，依旧如此。连续一周，天天如此。打给村里其他有电话的远房叔伯，全是忙音，或者接通后只有刺耳的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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