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爬上田埂，露水还挂在草尖上，承安已经蹲在试验田边，手指戳着那根插着“第一天”

木签的土垄。

他扭头冲院门口喊：“娘，今天是第七天了！”

我提着水桶从井边回来，桶底磕在石沿上发出闷响。

林婶和年轻媳妇一前一后从路口走来，手里都攥着那张米汤写的记录纸。

老陶叔没跟上来，他家那头的田埂空着。

“老陶叔呢？”

我问。

林婶摇头：“刚去他家喊了，门开着，人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炭条，纸撕了。”

我心里一沉。

六天都熬过来了，最后一日却退了。

我们三人走到他田头时，老陶叔还在那儿，低头盯着地里的麦苗，脚边是撕碎的纸片。

他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又迅速低下头。

“你撕的是纸。”

我把水桶放在田埂，从袖兜掏出一张新纸，铺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可苗长多高，土干还是湿，不会因为你记不记就变。”

林婶把她的记录纸摊开：“我记了六天，苗从三寸长到九寸五，土湿从七成降到四成，浇了三次水。

昨儿个雨没下透，我就多测了一回，果然还干。”

年轻媳妇也跟着念：“我家那垄，松土比往年浅，可苗根扎得深，叶子绿得发亮。”

我说：“你记了六天，就差一天。

你家这垄苗，涨得最快。

你要是现在撂手，前头白忙了。”

老陶叔的手颤了一下，炭条在膝盖上断了。

我没催他。

蹲下身，翻开自己的本子，指着一行行划痕：“第一天，苗高三寸；第二天，四寸半……第六天，九寸五。

你家这垄，比别人快半寸。”

他盯着那串道道，嘴唇动了动。

我撕下一张纸，重新画好格子，递过去：“第七日，辰时三刻，苗高几寸，土湿几成，浇没浇水。

你写不写？”

他没接，也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