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街头巷尾，抗日的呼声从未停止。六月初，“废止内战大同盟”在沪成立，发起人里有教授、商人、工人，甚至还有一些退役的军官。他们在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少市民主动加入，举着标语牌在南京路游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专程从天津来上海，在大夏大学发表演讲，说：“国家都要亡了，还在打自己人，这是自寻死路！”

徐渊悄悄派何茂才给“废止内战大同盟”送去了一笔活动经费，还让旗下的报纸《沪江晚报》刊登了张伯苓演讲的节选。但他也知道，这种民间的呼声，在国民政府的高压下，显得格外脆弱。

六月下旬，公共体育场举办淞沪抗战烈士追悼大会，上万市民自发前往，现场摆满了花圈，有人举着烈士的遗像，泣不成声地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可追悼会刚开了半个小时，大批军警就冲了进来，手里拿着警棍和水枪，驱散人群，还抓走了十几个带头的学生。徐渊的一个在上海求学的族侄徐康也去了现场，回来后对他说：“叔，我看见军警把一个老太太的花圈都踩烂了，还把学生往卡车里拖，太过分了！”

徐渊听着，手指紧紧攥着椅子的扶手，指节泛白。他知道，当局这么做，是怕民间的抗日情绪蔓延，影响他们的“剿共”计划。但这种压抑，就像火山下的岩浆，越压越烈，总有一天会喷发。那天晚上，他站在书房的窗前，看着远处军警巡逻的灯光，心里想：“南京的人，到底要把民众的心推到哪一边？”

文化界的动向，像是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当下的压抑与反抗。国民政府为了控制舆论，开始对文化界进行严厉的管控，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月报》刚创刊一期，就被查封，编辑部的门窗被贴上了“奉令查封，禁止入内”的封条；电影审查委员会也发布了“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说“抗日影片易引发民众过激情绪，不利于时局稳定”。

徐渊常去的一家书店，老板偷偷告诉他，最近很多进步书籍都被列为“**”，要是被军警查到，不仅书会被没收，老板还要被抓去坐牢。“连鲁迅先生的《呐喊》都不敢摆出来了。”老板叹着气说，“现在只能偷偷把书藏在柜台下面，有人要才拿出来。”

但压迫越重，反抗的声音就越响亮。六月底，上海文化界的两百多位知名人士，包括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里面写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我们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我们更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抵御外侮！”

这份宣言没有在任何报纸上刊登，却通过油印的方式，在上海的学校、工厂、租界里悄悄流传。徐渊是从何茂才手里拿到宣言的，他连夜读完，激动得睡不着觉——宣言里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第二天，他就让何茂才联系宣言的发起人之一、文化人郑振铎，表达了想提供资助的意愿。

两人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郑振铎一开始还很谨慎，直到徐渊拿出准备好的两万块银元，说：“这些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让你们能继续说话，让更多人知道真相。”郑振铎看着他，眼眶有些湿润：“徐先生，谢谢你。现在敢支持我们的人不多了。”徐渊摇了摇头：“该谢谢你们才对。战场上的士兵在流血，你们在纸上战斗，都是在为国家做事。”后来，这笔钱被用来购买了印刷设备，让《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得以印出更多份数，甚至通过洋行的关系，传到了国外。

面对六月的复杂局势，徐渊没有迷茫，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他知道，乱世之中，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在洪流中站稳脚跟，甚至为国家保留一丝希望。

上次被日本黑龙会特务刺杀后，徐渊就意识到，情报的重要性不亚于枪炮。六月初，他从天津请来一位曾在北洋政府做过情报工作的老人，让他负责重建自己的情报网。老人提出“三线布局”：一线盯日军，在上海的日军兵营、领事馆周边安插眼线，收集日军的兵力调动、武器装备情报；二线盯国民政府，通过与南京官员的私人关系，打探“剿共”进展和对日政策；三线盯社会动态，在学校、工厂、商会里发展信息员，及时掌握民众的情绪和社会思潮。

为了保证情报的安全传递，徐渊还专门让人在公馆里建了一个秘密电台，由专人负责收发报。每天晚上，他都会和情报负责人一起分析当天的情报，从日军巡逻舰的航线变化，到南京官员的私下谈话，再到上海学生的游行计划，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有一次，情报显示日军可能会对上海的华商工厂进行“检查”，徐渊立刻通知旗下的工厂，提前将重要的图纸和设备转移到租界内，避免了损失。“情报就是先机。”他对情报负责人说，“多知道一点，就能多准备一点，少受一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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