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坛西拓到恒河，汉梵同书智慧多。共沐儒风兼佛雨，莘莘学子乐弦歌。”曲女城的春日，一片新落成的建筑群在恒河畔拔地而起——朱红的门楣上悬着“曲女州学”的匾额，由李承乾亲笔题写，笔力雄浑；院内的孔子像与佛陀像东西并立，像前的香炉里青烟袅袅，竟是儒佛合祀的景象。这便是在李承乾诏令下，天竺州仿照长安国子监设立的官办学校，也是大唐“以文教化远邦”国策的鲜活注脚。
州学开学那日，那陵提婆王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前来观礼。他身着唐式朝服，在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又转身向佛陀像合十致敬，对围观的百姓高声道：“昔日佛陀说‘众生平等’，孔子言‘有教无类’，其理相通。今日这州学，便是要让天竺的子弟既学大唐的典章，又守佛陀的教诲，做贯通唐梵的栋梁！”
曲女州学的课程设置，处处透着“兼容并蓄”的智慧。上午教授《论语》《孝经》与唐律，用汉文讲解，梵文注解；下午传授算学、医理与佛教经典，以梵文阐释，汉文对照。课本都是特制的“双语册”——左侧印着汉文，右侧刻着梵文，如《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旁，写着梵文“??? ? ?????? ???, ??? ??????? ? ?????”，让学子们在对照中领悟两种文明的共通之处。
李承乾从长安国子监选派了五名资深儒师赴州学授课，为首的是曾任太子洗马的张文远，精通《五经》，又略通梵文。他第一堂课讲《论语·学而》，开篇便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学’字，不分汉梵，不分唐竺，只要肯学，便有收获。就像恒河的水与渭水的波，虽源不同，终归大海。”台下的天竺学子听得入神，手中的笔在双语册上飞快批注，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竟比恒河的涛声还要密集。
那陵提婆王对州学的重视远超预期。他不仅下旨“贵族子弟年满七岁者，必须入州学就读，违者削其封邑”，更以身作则，每逢初一、十五便来州学听课。有次张文远讲解《唐律疏议》中的“十恶”罪名，说到“谋反”“不孝”时，那陵提婆王特意让译员用梵文重复三遍，对身旁的官员说：“大唐律法与天竺教法虽文字不同，却都讲‘忠君’‘孝亲’，可见天下道理本就相通。你们都要学，学懂了才能管好百姓。”
州学的教学方法也融合了唐梵特色。学子们晨起要像唐人那样“洒扫应对”，诵读《三字经》；暮时则如天竺僧侣般“静坐观心”，默念《心经》。张文远还将大唐的“乡饮酒礼”与天竺的“论道会”结合，每月举行一次“唐梵辩经”——学子们或用汉文论述儒家义理，或用梵文阐释佛典精义，胜者可获“博学郎”称号，奖品是长安产的笔墨纸砚。
最让天竺学子振奋的，是州学的考试制度完全效仿大唐科举。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州试”，分“经义”“策论”“算学”三科，考卷用汉梵双语书写，阅卷官由唐儒与天竺论师共同担任。优者不仅能获得州衙的俸禄，更有机会被选送长安，参加尚书省的科举考试。那陵提婆王特意在诏书中写道：“凡州学学子，考取大唐功名者，归国后可直授县令，勿论出身。”
消息传开，曲女州学的入学名额顿时一席难求。平民子弟削尖了脑袋想入学，盼着能通过考试改变命运；贵族子弟则不敢懈怠，生怕被同龄人比下去。有位婆罗门长老起初反对子弟学“异教典籍”，见邻居家的寒门少年因州学考试得中，被授予县丞之职，便连夜带着孙子来报名，叹道：“佛法说‘智慧能破无明’，这大唐的学问，想必也是智慧的一种。”
三年后，州学迎来了首个赴长安参加科举的学子——名叫鸠摩罗什（与古高僧同名）的婆罗门青年，自幼聪慧，在州学中精通《五经》，汉文写作甚至比唐人学子还要典雅。临行前，那陵提婆王亲自为他践行，赠他一柄刻着“不负所学”的唐式佩剑：“你此去长安，不仅是为自己求功名，更是要让大唐知道，天竺的子弟也能学好汉学。”
鸠摩罗什在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时，策论《论唐竺共荣策》引经据典，既说“《春秋》大一统”，又论“佛陀慈悲护众生”，主张“以儒治国，以佛安民心”，深得主考官魏徵赏识，竟一举考取进士。消息传回天竺州，那陵提婆王欣喜若狂，率全城百姓赴恒河岸边迎接。当鸠摩罗什身着唐式进士袍，骑着高头大马入城时，百姓们沿街焚香，山呼“大唐圣明”，连素来保守的婆罗门僧侣都赞叹：“此子贯通唐梵，实乃佛儒共佑之证！”
鸠摩罗什归国后，被那陵提婆王任命为曲女城县令，他将大唐的“均田制”与天竺的“村社制”结合，在辖区内推行“唐式农桑，梵式互助”，不到一年便让当地粮食增产，流民归附。州学的学子们见他功成名就，更是发奋苦读，次年赴长安参加科举的学子增至十人，竟有三人考取功名，消息传回长安，李承乾特意下旨嘉奖：“曲女州学育人有功，赐《四库全书》抄本一套，以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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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大唐储君请大家收藏：()大唐储君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随着州学影响力日增，天竺各州纷纷效仿，短短五年间，天竺州竟建起三十余所官办州学，连偏远的山林部落都有学子负笈前来。州学的教材也愈发丰富，除了儒家经典，还新增了《大衍历》《千金方》的双语版，让学子们在学习中掌握实用技艺。有位学子用算学知识改良了当地的灌溉水渠，使农田用水量减少三成，百姓们都称他为“唐梵智慧的化身”。
这日，张文远在州学的讲台上，指着一幅《唐竺贡举图》讲解——图中，长安的科举放榜与曲女城的州试揭榜左右并列，上榜者中有唐人也有天竺人，正携手走向朝堂。他对学子们说：“当年太宗皇帝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如今这‘天下’，也包括天竺的才俊。你们学好本事，无论是在长安为官，还是回天竺理政，都是在为大唐出力。”
台下，一位名叫阿罗憾的天竺少年正用汉文默写《礼记·大同篇》，字迹娟秀，末尾还添了一句梵文批注：“此乃佛陀所说的‘净土’。”他的父亲是曲女城的商人，原本只想让他学些汉文便于经商，如今见他立志考取长安科举，不禁感叹：“这州学真是神奇，竟能让孩子的心，从恒河飞到长安去。”
那陵提婆王晚年时，常拄着拐杖来州学听课。看着操场上学子们用汉文背诵《诗经》，用梵文吟唱佛偈，他总会对身边的鸠摩罗什说：“当年陛下让我兴州学，我还担心百姓不接受，如今看来，文教的力量比刀剑强百倍。你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流着天竺的血，心里却装着大唐的理，这才是真正的‘归唐’啊。”
鸠摩罗什望着那些在阳光下奔跑的身影，点头道：“就像这州学里的孔子像与佛陀像，看似分立，实则都在教导人向善向贤。将来这些孩子长大，或许会忘记自己是唐人还是天竺人，但一定会记得‘忠君’‘爱民’‘慈悲’‘礼让’——这便是州学最珍贵的遗产。”
深秋的州学，传来朗朗读书声。《论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与《金刚经》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在庭院中交织，竟如同一首和谐的歌。张文远站在廊下，看着双语册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忽然明白李承乾兴教的深意——所谓“同化”，从不是让一方忘记本源，而是像这些学子手中的笔，能在汉梵之间自由切换，却始终写着“天下大同”四个字。
当首位天竺进士的故事在丝路上传唱，当曲女州学的教材成为西域诸国效仿的范本，大唐的文教之光，已如恒河的晨曦，照亮了更远的土地。而那些从州学走出的学子，就像一粒粒饱满的种子，带着唐梵交融的智慧，在岁月里生根发芽，终成庇佑万国的浓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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