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按下开关，收音机里传来“咿咿呀呀”的京剧声时，张大爷突然红了眼眶，他凑过去，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听了好一会儿才说：“就是这个声，跟以前一样。”他掏出钱包要付钱，我推辞说不用，他却执意塞给我五十块，说：“小伙子，这不是钱的事，你帮我把老婆子的声音找回来了，谢谢。”后来我才知道，张大爷每天晚上都会打开收音机，听着里面的戏，就像老婆子还在身边一样。

我开这家店，一半是因为喜欢老东西，一半是受爷爷影响。爷爷退休前是钟表厂的修理工，一辈子跟齿轮、发条打交道，厂里的人都叫他“王师傅”，说他修钟的手艺是厂里最好的——再难修的钟，到他手里，摆弄几天就能“滴答”走起来。我小时候常跟着爷爷去厂里，厂房很大，里面摆着一排排待修的钟，有座钟、挂钟、还有小巧的怀表，机器的轰鸣声里，总能听见爷爷的声音：“小李，这个齿轮齿数不对，换个新的。”“老张，发条别上太紧，容易断。”爷爷修钟的时候，总是很专注，眼睛盯着零件，手上的动作又快又准，我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看他拆零件、洗零件、再重新装起来，有时候他会给我一颗小齿轮，让我拿着玩，冰凉的金属在手里转来转去，我觉得比玩具车还好玩。

家里的抽屉里全是爷爷攒的小零件，用铁皮盒分门别类装着，每个盒子上都用铅笔写着标签：“1987年上海牌手表齿轮”“1992年闹钟发条”“1995年怀表游丝”。有次我问爷爷，这些零件都没用了，为啥还留着，爷爷说：“都是修过的物件上拆下来的，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就算用不上，看着也踏实。”他还跟我说，“1987年上海牌手表齿轮”是修给一位老教师的，那位老师的手表戴了二十年，齿轮坏了，到处都找不到配件，最后找到爷爷，爷爷翻遍了库房，才找到这个齿轮，修好后老教师非要给爷爷送锦旗，爷爷推辞了好久才收下。

小时候我总偷摸翻爷爷的零件盒，有次趁爷爷不在家，我把他修了一半的闹钟拿出来，想看看里面的齿轮怎么转，结果一拆就收不住了，零件掉了一地，有小齿轮、螺丝，还有一根细细的发条，我慌了，怕爷爷骂我，赶紧把零件往抽屉里塞，结果不小心把发条弄断了，我吓得躲在衣柜里，捂着嘴不敢出声。爷爷回来后，看见桌上的零件，没生气，只是喊我：“小子，出来吧，躲在衣柜里不闷吗？”我慢吞吞地走出来，低着头准备挨骂，爷爷却蹲下来，拿起地上的零件，笑着说：“没事，咱们一起拼，正好教你认认齿轮。”

那天我们拼到半夜，客厅里的台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爷爷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镊子，一点点把零件拼回去。他教我认齿轮的齿数，说：“你看，这个齿轮有12个齿，那个有24个齿，齿数对不上，再使劲也转不起来，就像做人，得找对路子，不然再努力也没用。”他还教我装发条，说：“发条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松了钟不走，紧了容易断，做事也一样，得有个度。”我蹲在旁边，帮爷爷递零件，有时候递错了，爷爷也不怪我，只是笑着说：“再找找，别急。”拼到半夜十二点，当闹钟终于“滴答滴答”走起来的时候，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爷爷摸着我的头，给我端来一碗糖水，说：“你看，做事跟修钟一样，急不得，得慢慢找规律，规律找着了，事儿就成了。”那时候我以为“规律”就是真理，只要找着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像爷爷总能让停摆的钟重新走起来。

后来我上了高中，开始琢磨更玄乎的“真理”。那时候班里有个学霸，叫陈默，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镜片像酒瓶底一样，总坐在最后一排，下课也不跟人玩，要么抱着本《时间简史》看，要么在草稿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公式。我那时候偏科厉害，语文能考一百二，数学却总在及格线徘徊，班主任看我着急，就让陈默帮我补课。

第一次去陈默家，我吓了一跳。他家住在老楼里，楼梯间的墙皮都掉了，可一进门，就看见满墙的书架，上面全是理科书，从《高等数学》到《量子力学》，还有好多我连名字都看不懂的书。他的书桌也很特别，桌上的台灯是用旧电路板改装的，灯座上还焊着几根细细的电线，旁边摆着个小机器人，是用废旧零件拼的，眼睛是两个红色的LED灯，一按开关就会亮。“这台灯是我自己做的，比买的亮。”陈默推了推眼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陈默给我讲题的时候，总喜欢把复杂的公式拆成小故事，一点都不枯燥。比如讲函数图像，他说：“你看这个一次函数，图像是直线，就像你走路，一直往前走，方向不变；这个二次函数，图像是抛物线，就像你扔皮球，扔出去会先往上走，到最高点再往下落，最高点就是最大值，最低点就是最小值。”讲立体几何的时候，他怕我听不懂，还找来积木，把正方体、长方体搭出来，指着积木说：“你看，这个面和那个面平行，就像你家的天花板和地板，永远不会相交；这个棱和那个面垂直，就像你家的柱子和地面，是直上直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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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它的平和请大家收藏：()它的平和全本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我有时候会问他：“为啥非要搞懂这些啊，考试能过不就行了？”陈默总会放下笔，看着我说：“知道怎么算出来，比知道答案有意思。就像你爷爷修钟，他不是只让钟走起来就行，他还知道每个零件为什么坏，怎么修才好，这才是最有意思的。”我那时候没明白，觉得他就是学霸的怪癖，直到有次我算出一道困扰了我半个月的数学题——那是道解析几何题，我之前算了好几次都错，要么联立方程错了，要么算距离的时候算错数。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桌前，又拿出那道题，想起陈默说的“找规律”，我先把题目里的条件列出来，再画图，一点点分析，突然就找到了突破口，当算出答案的那一刻，我激动得跳了起来，赶紧跑去告诉爷爷，爷爷笑着摸我的头：“好小子，有进步，这就跟修钟一样，找着规律就不难了。”那时候我才隐约觉得，原来“找答案”的过程，比“得到答案”本身，更让人记挂。

高中毕业后，我没考上重点大学，去了本地的一所专科学校，学机械维修。班里的同学大多是冲着好就业来的，上课的时候要么趴在桌上睡觉，要么低头玩手机，只有我跟老张听得认真。老张比我大五岁，之前在工厂里干了三年，是个维修工，因为没学历，一直升不上去，才决定回来读书。老张长得高高壮壮的，手上全是老茧，说话很实在，他总跟我说：“维修这行，看着是动手，其实是动脑子，就像医生看病，得先找到病根，才能治好病。”

有次实训课，老师让我们修一台报废的柴油机，那台柴油机看起来很旧，外壳上全是油污，排气管都锈了。班里的同学围过来，看了看就纷纷后退，有人说：“这都报废了，还修啥啊，直接换个新的得了。”有人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就坐在旁边玩手机。我跟老张蹲在机器旁，老张先打开机油盖，看了看机油的颜色，又用扳手拧开火花塞，看了看火花的情况，然后拿出听诊器，贴在柴油机的气缸上，让我启动机器。机器“突突”响了几声，就熄火了，老张皱着眉头说：“气缸里有异响，可能是活塞环坏了，咱们拆开来看看。”

拆柴油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螺丝都锈住了，我跟老张找了瓶除锈剂，喷在螺丝上，等了一会儿才用扳手拧开。拆的时候，机油溅在衣服上，手上也沾满了油污，老张却一点都不在意，还跟我说：“你看，拆机器得慢慢来，不能用蛮力，不然容易把零件弄坏。”我们拆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气缸盖打开了，果然，活塞环已经磨损得很严重，上面还有几道裂痕。老张从工具箱里拿出新的活塞环，一点点装上去，又把零件重新组装好，加了机油，再启动机器。“突突突——”柴油机终于运转起来，轰鸣声震得我耳朵发麻，排气管冒出淡淡的黑烟，班里的同学都围了过来，老师也走过来，拍了拍老张的肩膀：“不错，找对问题了。”老张拍着我的肩膀，笑得一脸灿烂：“你看，找到问题的过程，比修好它还痛快。”那时候我想起爷爷说的“找规律”，想起陈默说的“找答案”，突然觉得，不管是修钟、做题还是修机器，好像都在跟“真理”较劲——不是为了最后那一个结果，而是为了享受一步步靠近它的过程。

毕业后，我去了一家汽车修理厂上班。修理厂的老板姓赵，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修理工，头发有点秃，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总嵌着油污，洗都洗不掉。赵老板技术好，附近的司机都愿意把车送过来修，都说他“能看透车的心思”。有次来了一辆进口车，车主是个中年男人，一脸着急地说：“4S店说要换整个变速箱，要好几万，我这车都开了五年了，换变速箱不划算，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修。”

赵老板围着车转了两圈，又打开引擎盖，看了看变速箱的位置，然后坐进驾驶室，发动汽车，开出去跑了几公里。回来后，他跟我说：“不是变速箱的问题，是传动轴的万向节松了，你跟我一起拆开来看看。”我们把车升起来，拆下传动轴，果然，万向节的轴承已经磨损得很严重，滚珠都有点变形了。赵老板找了个新的轴承，换上去，又把传动轴装回去，发动汽车，让车主试试。车主开着车在门口转了一圈，回来后一脸惊喜：“好了，真的好了，一点都不抖了！”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非要塞给赵老板：“师傅，太谢谢你了，帮我省了好几万。”赵老板却推辞了，笑着说：“我就是凭手艺吃饭，该多少钱就多少钱，红包我不能收。”

等车主走后，我问赵老板：“你怎么知道不是变速箱的问题啊？4S店都说是变速箱坏了。”赵老板坐在工具箱上，拿出烟，点燃后抽了一口，慢悠悠地说：“修东西跟看病一样，不能光听别人说，得自己摸清楚。每个零件的脾气都不一样，你得跟它们‘对话’——变速箱坏了，车会有换挡顿挫的声音，万向节松了，车会有‘咯噔咯噔’的响声，还会抖，这些都是零件在跟你说哪里不舒服。”我那时候觉得，赵老板说的“对话”，就是在追求真理——不是别人给的答案，是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真相，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手摸出来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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